越南難民 2004.05.27
 

(一)香港人的惡夢

越南難民問題,是香港人的一個惡夢。

現在回想起來,已經是接近30年前的事。1975年,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倒台,美軍撤離南越,北越政權統一越南。大批南越人因為曾經為美軍工作,或因為其他種種理由,對前景沒有信心,他們選擇離鄉背井,展開大逃亡。大批越南人逃亡到東南亞各地,而美國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地。

那一年,一艘載著4000多名逃亡的越南人的船隻,離岸後下沉。一艘丹麥貨輪駛過,救起所有人,並將他們送來香港。基於人道立場,港府暫時收留了這批難民。1978年底,一艘巴拿馬註冊的台灣貨輪「匯豐號」,載著2700名難民要求進港,但被港府拒絕,「匯豐號」滯留在蒲台島以南海面。一個月後,政府再次以人道立場,收容了他們。

1979年,美、英等多個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舉行會議,並簽署了一項關於處理越南難民問題的協議。協議的其中一項條款,是要求東南亞一些國家或地區作為「第一收容港」,收容尋求庇護的越南難民。而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亦在英國政府代表的同意下,將香港列為「第一收容港」,承諾無條件收容越南船民。英國的做法在國際社會羸得了掌聲,香港卻自此掉入越南船民問題的無底「黑洞」。

大批越南船民源源不斷湧入香港。在1979年的某一日,就有多達8000多名越南人湧入。1980年前較早期來港的越南難民,多為南越人,教育程度較高,有一定的專業技能,個人經濟狀況也相對較好,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在經過甄別後,很快收容他們到當地定居。後來,越來越多船民湧入香港,而且多數是來自北越,他們主要是因戰後經濟生活困苦不堪而出走他鄉。到了香港,他們住在開放式的難民營,衣食不愁,還可以做工,賺到了薪酬,除自用外,還可托人帶回家鄉,接濟親朋。消息傳回越南,香港成為最具吸引力的「中轉站」。而同一時間抵達其他東南亞「第一收容港」的越南難民,都被安置在荒郊或孤島上,住帳篷,自耕為生或吃用救濟物品,當地的生活和越南的家鄉比,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差的也有。結果,香港的難民人數很快成為區內之冠。

(二) 英國請客 香港付鈔

為了遏止難民潮,港府決定減低香港的吸引力。1982年7月,政府實施禁閉營政策,難民不准出營。在營內政府為他們修建住房、運送食物、興建學校等等。聯合國難民公署不認同將難民安置在禁閉營的做法,他們認為難民沒有犯法,不應被剝削自由。公署堅持的結果,是他們不用負責禁閉營內所有設施的建造、維修和管理的費用,唯一要付的只是買食物的錢和一部份的培訓課程費用。英國政府並沒有拿錢出來,他們表示已經捐了錢給聯合國難民公署,不再另外撥款。當時就有人戲稱「英國政府請客,難民公署出豉油,香港市民出雞」。

我進入立法局後,很快就碰上越南難民禁閉營的問題,也聽到西方人權組織和英美的一些國國會議員對我們的責難。他們批評禁閉營內的設施簡陋,管理人員不友善,居住環境不夠現代化,等等;各式各樣的貶言,應有盡有。談到改善需要資源,他們的回應倒很一致:香港人有錢,你們應該做多一些。有的還要加一句:你們的同情心不夠。

這些人用他們自己的標準,來評論禁閉營。他們大多數未到過越南,無法想像香港的禁閉營,已經比難民的家鄉舒適。以香港這樣的一個城市,和英美等國家相比,我們的資源差得遠了,為何要我們來負擔這麼多?說到同情心,這些人更顯露出他們對香港一些政策的無知。從內地偷渡到香港的人,被警察捉到後,立即遣返內地,即使其至親是香港的居民,也不能多留一會。來自越南的難民,他們一入香港地域,都識得找警察,飽餐一頓後才入營,然後包食包住,直到獲得西方國家收容。香港市民因人煙稠密,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內地親友須被遞解出境的命運,但另一方面卻要無限期地招待和我們沒什麼關係的越南難民,我們沒有說這些西方人士不分青紅皂白,他們竟惡人先告狀,說香港人的不是!
我年輕氣盛,覺得太不公平了,決定不平則鳴。

(三) 不平則鳴

英國是當時香港的宗主國,英國政府有責任維護香港的合理權益。可是它不但未有在國際上、在它的盟友美國面前,為香港已經作出的貢獻說句公道話,力爭解決越南難民的問題,更是連繼續收容滯留在香港的難民---這基本的承擔都做不到。

1982年起,英國就逐年減少收容的人數。從每年240人到101人,再減至88人。立法局議員對此趨勢深感憂慮,因為這不單單是一個數字的問題,更起到示範的作用。既然香港的宗主國對於收容滯港的難民,如此不起勁,那麼其他西方國家更覺得它們沒有什麼責任要從香港收容難民了。

為此,立法局在1985年5月進行了一次休會辯論,雖然只有6位議員發言,但立場很一致,都是要求英國政府增收難民,也同時指出禁閉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最令人憤憤不平的是,當時香港已收容了14,500名難民在港定居,而英國自1975年起到當時,只收了12,000名難民。香港人口是每平方公里約4,500人,而英國的人口卻是每平方公里約230人。立法局議員擺事實、據理力爭。

我不能肯定行政局出了多少力,不過從保安司在辯論中的發言,我覺得他們也有同感。不久之後,英國政府宣佈會接受500名「家庭團聚」的難民。數目實在少得可憐,跟我們期望的數千,甚至一萬,相距太遠了,但聊勝於無。

名額很快就用完,到1986年9月,英國以檢討為名,停止收容在港難民。其他西方國家,以英國為馬首,也減少收容名額。情況不容樂觀,立法局成立了越南難民問題專責小組來考慮對策。由於我在過去的一年,常常公開回應一些這方面對香港不公平的批評,議員們就推舉我做召集人。小組的共識有二:一是要求英國政府恢復收容政治難民,二是促請英政府遣返經濟難民。後者需要外交上的交涉,必須由英政府向越南提出,以及在國際上取得認同。

問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根本就反對強迫遣返,它們只同意自願性的遣返。想要「投奔怒海」的越南船民自願回國,真是有點天方夜譚的味道。可是源源而來的難民,不是在美國登陸,而是在幾千里外的香港上岸。美國是「針不刺在自己的肉上不覺痛」,說說風涼話,指點江山,有何不可?

令我感到最不平的是,美國人口口聲聲高唱人權、民主,他們卻以雙重標準處理越南難民問題。一方面他們歧視性地將一些貧困的、教育程度差又沒有專業技能的船民透過他們的「甄別」擋在門外;另一方面又以保護人權為理由不准香港遣返他們,還利用本國的一些人權組織,不斷批評和抹黑香港的人權狀況。為此,我決定自己走出去,到國際社會為香港反映實況,以討回我們應有的公理和公道。

自1986年,每年除了會議和公務外,我也利用去歐洲和北美放假及旅遊的機會,四處奔走,包括約見美國國會的議員和他們的助理、美國政府有關的官員、聯合國難民公署及國際組織、甚至人權組織等等。我的目標是,將事件的真相和香港的實況,告訴國際社會,希望他們明白,在沒有國家收容滯港越南難民的情況下,支持遣返經濟難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也告訴願意聽的人,美國為了政治理由而經濟制裁越南,只是令越南人民的生活更苦更難過,結果製造更多經濟難民,離國遠走他方。


 

(四)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88年9月,美國耶魯大學邀請我參加一個有關越南難民問題的研討會。在參加會議前,我已預計到這將是一次「鴻門宴」。有朋友擔心我一人孤軍作戰,難以應付,勸我考慮是不是不去。臨陣退縮非我本性,而且我當初接受委任出任立法局議員的初衷,就是要為香港市民服務,因此我不能放棄任何一個為港人在國際上討公道的機會,即使自己受到圍攻、抹黑、甚至屈辱,也義不容辭。記得,臨行前,《東方日報》訪問了我,並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作題報道了我「赴宴」的消息。

會前我做了充分的準備,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撰寫了發言稿。邀請信中清楚寫明,會給我20分鐘時間演講,還要事先交講稿,我都照辦。

會議當日,200多名與會人士當中,還包括了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人權組織代表,以及已在美國定居的一些越南人。座無虛席的會議廳內,我相信只有三個人是支持我的。一個是我的外子、一個是香港政府駐紐約的經貿代表麥奇連,另一個是來自香港的女學生,也是我一位朋友的女兒。

登上講台前幾分鐘,主持人告訴我,我的發言只有五分鐘。「好!就五分鐘」!我迅速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將講稿收起。我想,就讓這寶貴的五分鐘發揮出最佳的效果。

我決定以美國反對香港遣返難民為焦點,揭露美國的霸權主義,背信棄義,及雙重標準。我強調,美國反對將船民遣返越南,要求「第一收容港」繼續收留越南船民,其目標表面上是要確保所有尋求庇護的越南難民獲得安全及人道對待,憑此讓世人讚賞。但美國政府唱出這些高調的同時做了些什麼呢﹖他們對香港所面對的問題置若罔聞,香港須無止境收留大量的難民,而這些人卻不符合美國政府對政治難民甄別的準則。美國人民有權知道其政府並未言行一致。美國政府如果言而有信,真正眷顧那些船民的話,就應該如其所願,讓他們離開那個人煙稠密、環境擠迫的香港,來到他們夢寐以求的美國定居。

我又指出香港是「彈丸之地」;人口已有500多萬,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4,500人,而且都是市區和近郊。不像菲律賓、印尼、泰國那樣可以將難民安置在一個荒蕪的島上,或遠離市區的鄉野之地去生活。我更提到,中國大陸也常有偷渡到香港的人,他們中不少是香港人的直系親屬,但香港政府對他們採取即捕即解的政策,沒有任何非法入境香港的大陸人被允許留在香港。對待越南船民,港府卻慷慨地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安置了他們。但「第一收容港」是中轉站,收容他們的應該是美國,這個自譽為「民主人權捍衛者」的西方大國。香港的人口密度是美國的250倍,越南難民留在那裡對他們不公平,對香港市民也不公平。

此外,國際社會必須清楚明白,所謂越南難民的「政治」符號已經不存在了。不可以因為他們是從海上來的,就確定他們是政治難民。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數是從北越來的,而且經濟環境惡化已變成是越南人逃亡的重要原因。多年的越戰使越南的土地千瘡百孔,再加上美國的經濟制裁,弄得民不聊生,大批越南人才別井離鄉,尋找生路。說到戰爭,美國更應該對他們負責。因此,真正的關心難民前途的國家,應考慮如何協助越南重建經濟,讓越南難民回鄉謀生,而不是假仁假義的給予越南難民虛假的希望。

我坦率的告訴與會者,我所接觸的越南難民,都是熱切期望到美國來。

有一個代表人權組織的人士,聲稱到過香港的禁閉營內,看到越南難民要向香港的管理人員磕頭,他質問香港人為何如此對待越南難民。我覺得他們抹黑和中傷香港已經到了完全不顧事實的地步。我按下怒火,微微笑著回應他說:「磕頭是在滿清時代的習慣,現代香港人不慣磕頭,也不會要求別人磕頭。你是否將東南亞人喜歡 說話的習慣,誤為磕頭?」

又有一個已定居美國的越南人對我說:「香港就要回到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了。你們香港人可曾想到過自己的命運,也可能要投奔怒海。如果你們今天不好好的善待越南難民,日後也沒有人會善待你們!」

我盡量平靜地回應他:「我們已經盡力善待越南難民了,我們做了我們該做和能夠做的事。至於將來我們回歸中國,我們對前途充滿信心。我相信香港不會發生像越南難民潮那樣的悲劇。即使香港發生任何問題,我們也不會指望美國政府為我們做任何事。今天美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態度,已經証明給我們看,所以不會對他們存有任何幻想。」

儘管我成為眾矢之的,又被視為「反人權」,但我無悔,因為我畢竟將香港人的困境,以及我們的訴求,在美國的國土上,直接訴諸於美國社會。即使那些與會者暫時未表示認同我的說法,但他們不可能永遠漠視事實、泯滅良知。我相信他們最終總能分辨出真實與謊言。

會後,我感到有一點點自豪。一個香港的女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接受一批並不友善的人的質詢,我憑理據、說事實,沒有退縮,也沒讓對方得到半點便宜,總算是有交代了,沒有失香港人的面子。

麥奇連說我很出色,理路分明,可以說在劣勢中取勝。我的外子認為我的表現不錯,不過,他認為我在回答「香港人投奔怒海」那條問題時,可以更平靜就更好。我的丈夫一向對我的弱點瞭如指掌,他是永遠說真話,也永遠不離不棄的默默支持我;我能挨過最艱難的時刻,再站起來,都是因為有他在我身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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