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篇 2004.06.23
 

(一) 大學四改三

在 1988 年六月發表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提出了兩方面的建議,一是針對高等教育的體制,二是有關私校的前途。第一個建議中最備受爭議的部份是大學的學制問題。

嚴格來說,報告書並沒有明文建議大學學士課程為期三年。它只是建議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入學資格是中七或已完成兩年制「中六」課程的學生,及所有院校內同一科目的學士課程,原則上年期應相同。實際上,當年的港大收中七畢業生,而中大收中六生(會考後再讀一年),因此港大是三年制,中大是四年制。如果建議落實,中大就須改收中七生,那樣,中大的學士課程,如果沒有足夠的學術理由來證明,需要多於三年,就只得維持三年制。這就是中大四改三的背景,也是中大師生強烈反對建議的理由。

其實有那一間專上院校不希望有四年制的學士課程呢?理由好簡單,因為有四年的時間培養教育學生,無論在課程編排上,教學方式上,空間都比較大,也更有利於全人教育。因此港大在教統會的報告定稿前,也轉而支持四年制。不過從政府撥款的角度來看,若大學生人數不加,而課程延長一年,則簡單的推算,大學所需的資源會增加三份之一。

我當時是教統會委員。還記得那一天下午分別諮詢港大和中大的意見,先是香港大學的王賡武校長和幾位能言善道的教授,闡明了大學最新的立場,就是要求四年制,一問一答用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小息了一回,接著見由李國章教授帶領的中文大學代表。剛說了一回兒,李國章尚未有機會施展其雄辯之才,主持會議的教統司布立之就很細聲的表示他很不舒服。李國章立刻從桌子另一邊走過來,用很專業的醫生態度,問了布幾句,然後為他解開領帶,叫他放鬆,跟著李國章陪著布立之去了醫院。會當然開不下去,後來才知道布立之是心臟病發,好在李國章在場,當機立斷,要不然就麻煩了。我不知道布立之當時是否感到很大的壓力,不過,我知道當港大和中大站在同一陣線時,其影響力和威力,政府是不敢掉以輕心。

其實大學學制統一的伏筆,早已埋在教統會第二號報告書內。明眼人看到第二號報告書有關兩年制的「中六課程」,被港英政府接納為政策,就估到學士課程會順理成章的成為三年制。此話怎說?第二號報告書提出「 5+2 」的中學學制,即五年中學加兩年的中六課程。學生有了「中六」畢業的資格,即使不讀大學,也在就業方面,比會考畢業生更勝一籌。教育界大致上支持「 5+2 」,同時在諮詢過程中,公眾人士對於學生完成一年中六便離校的建議,亦有所保留。當時大部份提意見的人士,傾向從中學的角度考慮中六課程的完整性,並沒有將此建議和大學入學資格直接掛釣。

可是中學學制鐵定了「 5+2 」,大學學士課程若定為四年制,香港的學生念完中學和大學就需用 11年,比起英國的5+2+3和內地的3+3+4,都要多上一年,很難令香港公眾人士接受。因此一般的學士課程,會是三年。不過也有例外,如有實習成份的課程、專業的課程(培訓醫生、建築師等)。香港當年的學制是英式的,港大作為「英式教育的旗艦」(王賡武校長當時這樣形容香港大學)自然是三年制,可是中文大學的前身,即聯合、崇基和新亞三家學院的創辦人,卻是以美式教育和中國的大學為藍本,所以是四年制。

教統會三號報告書公布後,教統會的成員四出諮詢教育團體、區議會等等。中文大學的學生們,極之憤慨,披麻帶孝的遊行抗議。在今日的社會這是見慣的了,不足為奇,可是當年卻具震憾性。他們指責身為教統會主席的利國偉爵士,有角色衝突,因為利爵士同時也是中大校董會的主席。據聞,當時有人甚至利爵士出賣了中大。這些批評實在言重了些,我個人絕不苟同,但話已出口,傷害已經造成,我們又能怎樣呢?另外,亦有個別人士,在區議會的諮詢中,大談「陰謀論」,一口咬定教統會是為了維獲英國利益而逼大學三年制。當時我代表教統會向他解釋中學和大學的學制須銜接,可是他很情緒化,措辭偏激,咄咄逼人;那時候我還未碰過這類的政客,不理解對方可能在「做 show 」,氣上心頭,對他很不客氣。現在想來,實在沒有必要。

回顧整件事的過程,給了我一些啟發。首先,阻力大的事,不一定要一步到位。要中大四改三,談何容易?須先將中學學制敲定,讓中學的教育工作者安心,公眾人士認同了「 5+2 」;然後才統一大學的入學資格,可是又不將學士課程年期定死,留有空間,同時亦指出四年制的財政負擔較大。這種逐步推進的做法,其實內藏玄機,令公眾人士易於接受;大學師生縱然反對,但有聲無勢,無法持久;結果中大最終亦要被迫接受改制。

其次,任何人士出任公職,必須小心角色衝突的嫌疑,因為瓜田李下,很容易予人口實,變成吃力不討好。以利國偉爵士如此德高望重、為公忘私之人,尚且被人如此攻擊,吾輩焉敢不引以為鑑!因此後來我一知道政府準備委任我做教統會主席,我立即辭去理工學院的職務,毫不猶疑地放棄了本身的工作,離開服務了十六年的學校,因為我不願冒被人指責「利益衝突」的險,也不想將來教統會的建議被人以此為藉口去抹黑。

(二) 直資學校

香港的學校主要分為官校、津貼學校、及私立學校。其中私立學校包括牟利的和非牟 利的。當年港府實施了九年強迫免費教育後,官立中學和資助中學所能提供的學位,供不應求,只得向私立中學買位。久而久之,質素較高的私立中學越來越依賴政府透過買位撥來的資源,而教育署所釐定的買位費用,郤大大低於政府用於資助學校學位的費用,令私校的質素低於官校和資校。 政府買回來的學位,一般不受家長和學生的歡迎。而沒有獲得政府買位的私校,除了少於十間學校外,其水準更為參差。

買位制度是應急措施,長此下去,對私校不公,對家長和學生也不公,對提高整個教學的水準亦不利。可是就此淘汰私校,或由得它們自生自滅,又會令人覺得政府利用私校買位過關後,置之不理,既在道義上難以自圓其說,更切斷了一些有能力進步的私校的生存機會。教統會經過諮詢有關的學校聯會,及考慮了教育委員會的意見後,終於推出一套建議:包括逐步取消買位制度、改善買位制度內私校的水準、及直接資助計劃。

初時的構思,是透過鼓勵(加學費)和檢查(私立學校檢討委員會),將買位私校的水準提高,最終達標的私校可轉為直資學校。直資學校自行取生,家長可在考慮其教學水準、課程、師資、校舍設施、及學費等因素後,選擇是否讓子女申請入讀。政府則按照該校的收生人數及學費,訂出撥款數目,但每名學生的津貼數目不應超過一個資助學位的款額。

其後在再諮詢過程中,有人提出私校的「次一等」形象深入民心,?心改進後的私校難以吸引家長,因而令私校收不到學生,一切努力付諸流水。於是加入了資助學校也可申請成為直資學校的建議。由於直資學校的自由度在很多方面,都稍勝於多方面受制於教署規例的資助學校,而著名的資助學校,一向備受家長歡迎,從來不愁收不到足夠學生,因此教統會委員認為應該有資助學校願意轉為直資學校。

我對於容許資助學校轉為直資學校的建議非常認同,主要是因為能夠增加家長的選擇權。

記得有一班學生家長要求來見我,我們就在立法局大樓二樓的 218 室會面。她們明顯來白中產階級家庭,衣著整齊,談吐斯文。她們的兒子們都就讀同一家小學。過去幾年,她們很努力地輔助自已的孩子學習,只是希望能在原校升中學,可是到頭來,因為教署的電腦派位制度,她們的孩子被派到其他的學校。有的母親知道派位結果後,立刻趕去被派的學校,去看看那間學校的學生,更走去學校附近的小食店,打聽該校的校風,當店員告訴她,那些學生們粗口爛舌,她恍如晴天霹靂,沮喪地回家痛哭。有的母親被兒子埋怨,“你一直告訴我,只要讀好書,就可以在這裡上中學,為什麼現在成績比我差的同學都在原校升中,而我卻被派出去?到底勤力有什麼用?我以後都不讀書了!”做母親的無言以對。說了一回,好幾位家長都忍不住哭了出來,她們覺得很迷茫,到底她們是不是做錯了?是否不應該教孩子努力唸書,只求運氣好就?了!

我非常同情她們,她們都是關心孩子、願意付出的好家長,她們相信多勞多得,奈何我們的制度,是理論化的平等,而不是直截了當的種瓜得瓜式的公平。我向她們解釋了當時的五個 band 的制度,帶?歉意的告訴她們,我無法改變此制度,也幫不了她們孩子的升學問題。她們很明理,遺憾地接受現實,但她們希望我想想辦法,盡可能不要讓其他家長重蹈她們的覆轍。
此事雖然發生在十數年前,但我至今無法忘懷。為何我們的教育制度,不夠多元化,讓想作選擇的家長,可以有點選擇權?為何家長的意見,從不受到重視?我們又可如何能有系統地給予家長表達意見的渠道呢?這些問題實在值得我們一再三思。

(三) 家校合作

我一向覺得家長在其子女受教育一事上,應有發言權。

不過,我也知道只有一部分的父母確實關心子女的教育,主動地去接觸老師和學校,也參加學校的活動。在 80 年代,很多家長不會主動去聯絡學校,有的感到冒昧,有的怕麻煩老師。也有家長無意參與子女的教育,他們認為孩子上了學,教導的責任就落在校長和教師的肩上,孩子學好是應份的,孩子不乖,則是學校教育出了問題。更有極少數家長認為九年強迫教育,使他們的孩子不能幫補家計,因而對學校老師採取愛理不理的態度。

學生在學校,上堂加上課外活動,平均每天不過七、八個鐘頭,而其他時間理論上是在家裡;因此,學生的成長和培育,實在需要學校和家庭的配合,雙管齊下,才會有效。學校的教學宗旨,需獲家長的認同和支持;家長有權知道子女受教育的情況,也有責任參與教育子女;校長和老師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對家長在協助子女處理問題時,很有啟發性;在家長的合作下,老師們在改進學生的行為表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才會事半功倍。於是,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便應運而生,為這種合作關係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由於家長本身未必有資源來組織,主導權似乎應落在學校方面,由校方籌組家教會,以加強和改善與家長之間的溝通。當然,家教會不是唯一的方式,家庭和學校的合作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及渠道,這是需要集思廣益,也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因此,教育統籌會在其第五號報告書內建議成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由一名家長出任,另有五至六名來自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教育人員,和五至六名家長出任委員,秘書由教署職員出任。

要推廣家校合作,無錢不行。教統會建議當局撥款 500 萬元,作為展開此項工作的初步目標。這是 1992 年六月公佈的第五號報告書的內容,到了今天,在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推動下,及各區人士的努力下,在全港已有逾 1,400 所學校成立了家教會,而十八區內,十四區已組成了家長教師會聯會。為家長舉行講座培訓,讓他們能更瞭解孩子的需要和行為,令孩子們的成長過程更為順暢和積極,而學校的教育也因為得到家長的支持而更見效果。

 (四 ) 教育玫瑰園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令香港人在震驚之餘,亦信心大失。有能力移民的都在找門路、辦手續,股價樓市應聲下滑,兩局議員為港人向英國爭取居英權,英國外相在國會表示要在香港提出人權法。衛奕信港督在當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興建新機場和將大學學位課程的收生率倍增等重大計劃。當時有評論形容後者的舉措為「教育玫瑰園」。

十多年前,香港每年都有不少青年人到西方國家唸大學,除了慕名而去、想見見世面及體驗外國生活外,本港大學學位有限,也是原因之一。當時只有 7% 適齡青年可獲本地大學學士課程一年級的學位,很多議員認為不足,政府遂於 1988 年決定逐步擴充此類學位,目標是到了廿世紀末,會約有 15% 適齡青年可獲這類學位。天安門事件後,政府將目標調校為到 1994 至 95 學年度, 18% 適齡青年可進入大學一年級。換言之,更多本港學生可以早些在本地上大學。此舉對公帑而言,所費不貲,但對重視教育的無數家長和期望入讀大學的青年來說,則確是好消息。或多或少給社會上經濟能力平常的家庭加了點希望。

時間緊迫,此舉未及在教統會討論就在立法局宣佈。我個人當時有兩個意見。

第一個意見是有關增收學生後,各大學的教學方法須有所改善。在 1989 年 11 月立法局會議上,我提出以下的看法:

「由於取錄學生的人數倍增,一向慣於教導「精英」的專上院校現須適應學生質素參差的情況。如要畢業生達到同一高標準,這些院校便需要改善其教學方法,較前付出更多精力,透過講授來啟發學生思考、指導他們如何分析及吸收知識,以及在他們學習如何求知的過程中予以支持。本港的專上學院過去享受著只教導優良學生的有利條件,對它們而言,改善現有教學方法可能是一項挑戰。不過,其他已發展國家的學術界人士多年前已面對此項挑戰,他們的經驗可供借鑑,對本港有所助益。我認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應考慮側重教學方法的改善,以便提醒學術界人士其教學工作的重要性。現時不少人一再重申對研究工作的重視,而學術界人士的事業發展顯然取決於研究論文,重研究輕教學的情況確有可能出現。我對研究工作並無貶抑之意,我相信倘若有關講師以教育及愛護學生為主要出發點,其研究工作可以令教學內容更為豐富,從而使學生受惠。」

「我相信各院校會迎接此項挑戰,並善用此機會籌劃和開辦具有新意及切合本港環境與需要的學士學位課程,而並非只是擴充傳統的文科和理科學士學位課程;後者較容易,但前者則會為本港社會帶來較長遠的利益。」

另一個意見,是關於教育學士課程的學位。而擁有優良的師資,是保障教育質素的重要一環。

當年有志執教鞭的適齡青年,要進修教育只有兩個途徑:進入師範學院(沒有學士課程),或入大學先完成學士課程然後讀教育文憑。立志為人師表的青年,無法直接讀教育學士課程,因為接受政府資助的院校並無此類課程。

由於我當時已獲委任為教統會主席,亦是行政局成員,所以預先獲知增加適齡青年入大學率至 18% 一事,我即時的反應是, 18% 內有多少學位是撥給教育學士課程的。官員答沒有。我立刻陳以利害,若果 18% 中並無教育學士學位,那?絕大部份學習能力較高的中學生,都會選擇與教育無關的科目,這將與改進中小學師資的目的,背道而馳。我要求政府考慮至少撥 2% 給教育學士學位。該高官同意我的看法,願意向布政司爭取。幾日後,他告訴我布政司說太遲了,無法改變現有方案,將來教統會再考慮吧!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應該直接跟衛督說,以他對教育的重視,或許有一線翻案的機會;可惜我當年經驗不足,以為布政司說了就無法挽回。結果,這一拖就拖了三年,要等到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才建議成立「教育專上學院」提供教育學位課程。從香港教育的整體發展來說,可謂錯失良機。

「教育玫瑰園」大幅度增加大學學位,從學生、家長、專上學院、以及整個社會來看,不失為一件好事,但由於政治上的需要 – 安定民心,所以推出極速,有些方面思考得不足,大家亦未準備好,結果匆匆上馬,未能盡善盡美。

 (五) 母語教學

回歸後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有評論者懷疑特區政府此舉有政治考慮的成份,亦有人認為這政策有將香港和內地拉近距離的作用。換言之,不少人的印象是,特首刻意訂下母語教學的政策,並大力推行。

然而,說出來大家可能會感到有點意外,原來早在港英政府年代,推行母語教學已經成為一項政府政策,而建議用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的始作俑者,是當年我擔任主席的的教育統籌委員會。

當其時,中學一般都是用中英夾雜的語言上課,但又稱之為英語教學,結果,令學生中英文的水準都低落。教統會在 1990 年公布的第四號報告書內建議,中學應採用中文(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因為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用母語來授課,教與學兩方面都應該會有較好的效果。

所有教統會委員都同意有教無類,因才施教的原則。大家也認同中英夾雜的授課,不利於發展學生的中、英文水平。但講到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各委員卻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相當堅持己見。有的委員認為,教育研究已經清楚確定,母語教學對學生學習有利,因此,應全面施行母語教育﹔亦有委員認為,強迫一些有能力以英語來學習的學生,改用中文來學習,是不公平的做法。

教育署屬下教育研究處與香港大學合作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香港大約有三成學生可以用英語來學習。事實上,學習能力強的學生,完全可以用英文來學習,即使用法文、拉丁文來學習,相信他們也沒有什麼困難,但是,英文程度較差的學生,如果全部以英文來上課,很容易令他們對學習喪失興趣,進而影響他們的自信心。

另外,並非所有老師都能用英語教學,因此,有人提出要規定在英語教學學校工作的老師,須通過英語測試,換句話說,不但學生要證明他們能用英語學習,老師也要證明他們能夠以流利的英文來教書。可想而知,此建議如果提出,一定引起教育界很大的反應。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經貿中心,年青一代的英文水準極之重要。想推廣母語教育的人士,極力主張政府應增加學校學習英文課的資源,讓學生在從母語教學中得益外,同時亦可提高本身的英語水平。但反對全面實施母語教育的人士則認為,容許有能力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繼續接受英語教學,對推行母語教學,不會有影響。因此,捍衛英語教學的人士,提出應容許學校自行選擇教學語言。

大家都明白,香港許多家長都相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令他們的子女,無論就業或深造,都會有較佳的前途,而採用母語教學,則對他們子女的前途不利。不過,也有委員認為,政府在處理政府文件方面,已逐漸重視使用中文,加上公務員本地化,以及香港回歸在即,市民逐漸認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因而估計家長看法,可能慢慢會有所改變。

教統會委員經過反覆討論,終於定出一個時間表。首先,教署在 1991 至 92 學年度,向學校發出指引,協助學校選定一種或兩種教學語言,教署亦會向校方提供過去 3 年,該校所收的學生在小五及小六的中英文科成績,以協助學校作出選擇。隨後幾個學年,教署將收集小六及中三目標為本的評估結果。從 1994 年開始,教署可憑這些測驗或評估的成績,向學校發出進一步的指引,勸導他們按照學生的學習能力,採用正確的教學語言。到 1998 至 99 學年度,教署將按照評估的成績,向學校發出教學語言的指示,到了那時,學校便須遵守。。

第四號報告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報告書,很多內容都引起了委員間的爭辯,而教學語言這一節的討論,尤為艱巨。在委員中,有立場鮮明的母語教學支持者,也有捍衛英語教學的人士,這個課題爭拗了不下十多次的會議,最終能夠勉強達成共識,無論是委員或是官員,都鬆了一口氣。當時的港英政府接受了報告書的有關建議,因此,在大部分學校內實施母語教學,成為了政府的政策。

不過,現在看來,當年我們是太樂觀了,低估了推行母語教學的難度。家長為了子女前途而對母語教學的憂慮,校董會對「中文教學」標籤作用的擔心,以及社會上對整套理念的疑問,都不利於母語教學的推廣。從 1991 至 98 年的 7 年裡,這個課題被其他課題掩蓋了,社會人士、教育界及教署官員,都未能繼續就有關問題,進行辯論和探討,可能因為如此,當特區政府強制性地在一些學校推行母語教學時,就遇到了極大的阻礙。

容許我做下事後孔明,如果時光倒流,當年教統會倘建議試辦計劃,要求政府在各區選擇一兩間自願參加的學校,由中一開始推行母語教學,並加撥資源給它們,以加?教授英國語文,那麼從 1992 至 98 年,六年下來,學生成績若有顯著進步,然後再加以大事宣傳,未知會否令社會人士對母語教學的效果有多一點認同呢?

其實,「母語教學」這名詞,有點流於口號化。有個別人士誤以為支持母語教學是愛國的表現。更有個別人士,將母語教學等同用普通話作教學語言。對於前者,我只想指出不支持母語教學並不代表不愛國。對於後者,不得不說多幾句。

所謂「母語」,是指當地的主流語言,亦即絕大部分家庭所用的語言,小朋友牙牙學語時聽到的語言和他們開始講話時用的語言。當年曾有記者問我,為何不用普通話教學,我反問他電台和電視台用什?話廣播,他說用廣東話。我說這就表示廣東話是大家熟識的語言,用它來教學生,學生容易明白,就會學得更加有興趣,知識就會容易吸收,也有助融會貫通。如果用普通話,同用英語教學一樣,都是要學生用一種不熟識的語言來學習,學生先要掌握這種語言,才用它去了解課程,這就多了一重功夫,失去了「母語教學」的優點。

 

  (六) 投資教育 

教育究竟是「開支」,還是「投資」呢﹖記得在 1992 年公佈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就是有史以來「開支」最大的一個報告書。

如果說,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是應付艱巨挑戰的成果,第五號報告書的內容,則可算是充滿共識的。第五號報告書是針對當時教育界面對的困難,以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為本,及改善學校的工作環境為輔。

教統會用了 18 個月的時間,深入探討有關教師專業的各種問題,並提出了多項針對時弊的建議,包括加強教師的在識訓練、邁向教師全學位化、成立教育學院、教師教育和資格委員會、教師公會、家庭和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及對學校硬件和軟件的改進等。要落實報告書內所有的建議,估計須動用 235 億元 ( 以 92 年 3 月的價格計算 ) ,在 15 年內完成各項目標。

第五號報告書於 1992 年 6 月公布,我還記得,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朋友提問,指這份報告書內的建議橫跨 97 年,並需投入大量的資源,教統會有沒有諮詢中方的意見。我當時回答說,我們沒有諮詢中方,但將報告書送交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我個人認為,如果香港市民認為投資教育是值得的,我相信,中英兩國政府,會在尊重香港市民意願的大前提下,同意這個做法。

事實上,當時的確有人提出,這筆龐大的資源,未必會獲得政府的撥款。我認為,教育其實是社會的投資,適當的投資會帶來豐厚的回報。若果在投資上斤斤計較,以質就量,引致我們的下一代流於「半桶水」的地步,那麼,我們所期望的經濟繁榮,又如何去爭取呢?

其實,從 1993 至 94 年度到 2007 至 08 年度,十五年的總額外支出是 235 億元,即平均每年約需 15.6 億元 ( 這只是平均數,並非預計的每年額外開支數目,因為每年的數額都不同。各位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第五號報告書第 9 章 ) ,這是否真是一筆龐大的支出呢﹖以當時香港每年的公共開支來計算,所佔的百分比其實不大。以 1995 至 96 財政年度為例,報告書內預計的額外開支為 12.7 億元,只佔政府總開支的 0.6% ,而該年度的教育經費,則佔政府總開支的 16.5% 。

當時我就提出,政府應該訂出目標,即教育經費佔政府公共開支的 18% 。如果政府能夠在 2007 年時達到這個目標,不但第五號報告書內所有的建議可以落實,其他教育方面的改進建議,例如小班教學、小學全日制等等,都能夠按部就班地實現。

我深信這筆投資是值得的,因為提高師資質素,改善教育環境,會對培育學生的工作,帶來直接的效果,令香港擁有足夠的人才,迎接21世紀的挑戰。我認為,培育人才是經濟繁榮的基本條件,投資教育,善用資源,才是真正建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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