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2004.05.16
 

「羅保動議」

1984 年 3 月,正當中英雙方在談判桌上,爭持不下時,香港立法局的首席 非官守 議員羅保 (葡萄牙人) ,在 3 月 14 日的立法局會議上,作了以下的動議:

「本局認為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議前,必須在本局辯論。」 ( 原文為英文 )

此動議並無立法效力,但其通過已成為歷史,成為香港回歸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 --- 「羅保動議」。

當年,就該項動議,我也表達了意見。在此,將其中一段和大家分享:

『香港轉變政制,必須採取漸進的方式。即使是個良好的構思,也應以小規模去嘗試,如果成績顯著,才全面推廣。在香港目前的特殊環境之下,我們要緊記:單憑理想及熱情,是未必能成功地推行任何一種政制的。因為推行不得其法亦可能會引起民心不安。我們需要進步,需要有條理的改革。香港的社會並非一個家有恆產的世家,故此不應從事風險性太大的投資,即使估計它會獲利甚豐。我們受先天所限,祇能穩健前進,一方面珍惜及盡量利用資源,一方面重組內部,為將來作好準備。所以我希望所有青年人及內心充滿理想的人士,切勿操之過急。理想要配合實際,才能令香港達到另一個新的起點。』

溫故知新,這段話在今天還合用嗎?我想,這個問題或許值得大家細心想一想吧!

『香港前途和社會制度』的休會辯論

在中英談判的初期,英方提出「主權換治權」的建議,中方堅決不接受,令談判毫無進展。當時,很多香港人的國家觀念和歷史感較薄弱,雖然同意香港的主權應歸還中國,但既然英政府管治香港成績不錯,大家對共產黨又有保留,何不讓英國人繼續治港?可是,到了 1984 年中,英政府知道該建議注定失敗,退而求其次,發動輿論功勢,務必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

立法局在 1984 年 7 月 24 日進行了一場以『香港前途和社會制度』為題的休會辯論。一共八位議員各自就自己特別關心的問題發言。當時,我強調了學術自由的重要性,既要保存各辦學團體辦學的宗旨,亦要保留各大專院校的自主權。想不到一個「人微言輕」的新進議員的看法,竟被吸納入《中英聯合聲明》內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的第十章內。我當然明白到,這絕不是我個人的力量,而是因為我所講的,的確是香港社會的特色 - 一個值得保留的制度。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為了保證 1997 年政權的順利交接,中英雙方同意成立“聯合聯絡小組”,磋商有關事宜。在尚未達成協議前,消息滿天飛。有報導說聯合聯絡小組將由 1985 年起,運作至 1997 年 6 月底為止。記者問我的看法,我認為 97 年後,應該還有需要雙方合作的事情,按理聯合聯絡小組應繼續運作。這講法受到一部份人士的批評,他們認為 97 年後中國恢復行使主機,政權巳順利交接,香港的事是國家內政,聯合聯絡小組實無必要繼續運作。可是另一部份人士卻認同我的看法。我在無意中涉及了一件中英雙方尚未有共識的問題,而我的看法正中英方下懷。

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對談判的內容和進展,是不知情的;比起一些消息靈通人士,望塵莫及。行政局議員倒是知道的,但是否知悉全部情況,我想也未必。

事後我反省自己講的話,不論是對或錯,稍嫌冒進。因為我實在未掌握情況,隨口一句,說出來了無法收回,將來也不能改變,要不然就得頂上「轉鈦」之惡名。最重要的不是怕批評,而是我未能確定我的講法是否代表了大部份港人的意見。

後來,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二確定聯合聯絡小組在《聯合聲明》生效時成立,並繼續工作到 2000 年 1 月 1 日為止。不過,在香港回歸後,該小組的工作非常低調。

不聽話的議員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在北京、倫敦、香港三地同步公佈。港督尤德為此召開立法局特別會議,並在會議上就草案(白皮書)發言。

立法局在香港的議員,獲得事前特別安排,先睹聯合聲明草案的內容,但被指示不得在當天,發表對聯合聲明的個人意見。這指示給我出了個難題。我一早答允了工聯會,聯合聲明草案一公佈,即就該聲明向該會會員演講。如今是講還是不講?我是違反港督的指示,還是失信於工聯會?

我接受工聯會的邀請在先,港督的指令在後;做人要有信用。我決定赴約,即使港督因此怪罪下來,我也沒辦法。那天晚上我對聯合聲明草案表示了由衷的支持。「一國兩制」是個前所未有的大膽構思,也是一個政治上的實驗,要這個構思落實,實驗成功,須憑香港人的努力、信心、和勇氣。我也深信,只有堅毅的港人才能令這偉大的理想實現。

翌日各報章詳細地報導了港督尤德在立法局上的發言,也報導了中英兩國的領袖對聯合聲明草案的讚賞,及其他各國重要人物的反應。我在工聯會的活動,只有一兩張報紙寫了一小段。謝天謝地,我最擔心別人誤會我想搶鏡頭,現在總算過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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